陆 炎   

由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任总主编、积该书作者团队10余年之功潜心研究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沉稳的学术气度，沉甸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我精心抚摸着这部与自己朝夕相处、历经磨炼而来的成果，心中有太多的感触与感慨。

20年前初相识   10余年间共出书

《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组稿与编辑出版经历，可以追溯到20年前，那时我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结识了龚书铎、李侃等一批在文化史研究领域里颇有建树的学者、大家。我敬重专家们的学问、涵养，喜欢聆听他们的学术观点。于是，我常到北京拜访龚书铎先生，恳盼他能主持撰写一套展现中国文化传承创新进程、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趋向的大书。经过两年多的思索、酝酿和商讨，龚先生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拟订出编写大纲。

 在之后的10余年间，为了这套书，我们数次相聚，在北师大历史系，在先生家，我们定人选，论体例，评样张，改稿件……因为这套书，我从先生身上学到了他治学的严谨态度，感受到他如何为师的风范；因为这套书，我和先生成为了忘年交。龚先生为这套书付出的心血、对这套书的殷切期望和给予我的教诲，让我永远都难以忘怀。

专家群策群力    梳理中华文脉

《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最大特色，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揭示和展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世代赓续、历久弥新、传承发展的丰厚内涵。这得益于龚书铎先生的整体设计，也归功于各卷作者的缜密构思。在围绕书稿一次次的研讨和无数次的修改润色中，专家们的严谨态度与学术积淀既保证了整套书体系体例的完备，又彰显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承发展的脉络及特点。

记得在一次对书稿编纂的研讨中，龚书铎先生和来自清华大学的廖名春、军事科学院的黄朴民、中华书局的李岩、中国人民大学的毛佩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检秋和郑大华等有关各分卷的主创者纷纷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专家们认为，采用专题连贯式的研究要突出各个时段的文化史特色，要有观点、有史料、有权威性，还要有精辟的论断，达到全书贯通为一，泾渭分明的效果，并且做到一不崇洋、二不复古，而是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专家们还就中华文化起源本土化的实证研究与坚守，对先秦时期文化的多元一体、秦汉文化大一统的价值取向，隋唐文化既有中外文化融合与物态的时代特征又有继承古老传统以通变求新的民族特征，以至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的文化选择等提出了新论点。

 各位专家学者为了这套书而集合在一起，群策群力，尽职尽责，使我深深体察到他们为研究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孜孜以求的奉献精神。正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在当代中国学者身上得以生动再现。

 出版人严把关   下力气磨精品

 作为出版人，我们深知尽心竭力地推出精品力作是增强出版社整体实力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

 《中国文化发展史》从选题立项到编辑出版，山东出版集团和山东教育出版社将其纳入精品图书出版规划，继而又申报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对此，我深感责任重大。一方面，我面对和服务的主体对象是国内文化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学者，必须以争创一流的编辑水平和编校质量，经过不懈努力把此书打造成精品图书。在图书编辑过程中，我严格按照出版规范对全部书稿进行认真编辑加工，除需统一全书的人名、书刊名、年代等一些共性方面的编辑问题外，还要对存疑的问题逐条列出，反馈著者查实核对，确保书稿的质量关。另一方面，我所策划和编辑的是展现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著作，必须怀着对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热爱的心境投身到编辑工作中，一边通读专家学者们流畅的文笔和周密深邃的论证，一边查阅《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文化典籍，对书稿引用文献进行严谨的校对。在对书稿的编辑加工中我深刻感受到：文化的力量增添了我坚持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底气和信心。同时，我还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即通过不断汲取中华文化的养分，撰写并发表了有关重视中华文化典籍的文章。

 总之，能够把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出版物提供给广大读者，乃是创作者和出版人恒久不变的文化情怀与使命所在。

                                                                                                                             本文发表于2015年02月12日T02版《新闻出版报》